第六版：艺术时空
简牍的吉光片羽中记录的是泱泱中华文明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简牍中蕴含、保留、书写、叙述了辉煌中华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智慧光芒。新时代，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就需要挖掘简牍资源，探究书写于简牍之上的文化密码，用它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什么是简牍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一般来说，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制的称为“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札），方形的称牍（方牍），简和牍合称作“简牍”。人们因地制宜，南方地区盛产竹，故简牍多为竹质，西北地区因为竹稀少，人们就多以松、胡杨和红柳等制作简牍。简牍一般出土于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就出现了简牍。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些竹简木牍没有被保存下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期，除金石外，简牍帛书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适合书写的纸张被大量用于文字书写，到东晋时期，简牍才被纸张替代，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古人们使用简牍的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
1949年前，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1949年前所出土的万余枚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边塞屯戍活动的遗弃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边塞和各级官府的各类簿籍文书，全方面记录了当时的屯戍生活。涉及汉代的行政建制、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军事塞防、历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两汉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上万枚汉简也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1949年以前，汉简的发现地主要是在今甘肃省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行政辖区内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把简牍残片算在内，此次所获汉简实际在3000枚以上，现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一经发现立马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由此而形成的简牍学从一开始也如敦煌学一样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斯坦因把所获敦煌汉简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考察中所获中国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继续整理工作。在中途有中国学者张凤参与，他在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
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书,并在日本出版，该书考释了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近600枚。《流沙坠简》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该书直接跳跃了国外汉学界的释读阶段，进入到简牍文献的内容研究。大庭脩称，该书“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鲜花”。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斯坦因的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贝格曼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木简的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赫定发现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居延汉简自发现之时起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自1930年自20世纪末期近7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数以万计，中国、日本、韩国等简牍学者参与者众多，从最开始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以劳干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到以日本大庭修为代表的海外简牍学界，直到现在居延汉简仍然是海内外简牍学界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以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为代表的简牍学界真正是薪火相传。
1949年以后，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作者朱建军，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