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版：风华陇艺
记者施秀萍新出版的《念念敦煌》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版）递到我手上时，我决意要好好读读，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三“熟”：作者熟、敦煌熟、书里写的人物“熟”，我要看看我熟悉的作者怎么写我熟悉的敦煌和敦煌人。
《念念敦煌》有三个单元：典范与高地，千年莫高，可爱的敦煌人。在我看来，这就是这曲组歌的现实篇、历史篇和精神篇。
“现实篇”翔实介绍了敦煌莫高窟遗存保护、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的现状。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强调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五年过去了，莫高人不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典范与高地”的目标初步实现。说起敦煌学，大家都熟知这么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的诞生，肇自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提出，1930年陈寅恪有意识地多次使用，标志着敦煌学正式诞生。敦煌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敦煌文化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按理说，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事实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念念敦煌》以大量的采访全景式描述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不断探索和挖掘，呈现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高地在敦煌研究院”的现实。敦煌学研究已经向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发展，不止于文献和艺术研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挖掘和阐释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进一步拓展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敦煌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
相比学术研究，保护肯定是更为急迫的事。莫高窟营建逾千年，自然气候、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至清末已处于极度颓废的状态。民国以来，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奔走，政府亦略有作为，但也就是停留在看护层面。《念念敦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近些年来在经费投入、政府支持、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等加持下莫高窟保护利用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作为世界级文化实物遗存的莫高窟已经转危为安，状态稳定。数字技术广泛运用，预防性保护和修复技术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水平，还走出国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其形成的兼顾开放和保护的“敦煌经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念念敦煌》的第二个乐章，是作者2016年为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奉献的14篇系列特别报道。作者从公元366年乐僔在三危山敲响的第一声锤音写起，详细梳理了莫高窟的营建、兴盛、沉寂、劫难到再度辉煌的曲折历程。这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莫高窟小史”，更是一曲令人击节、感喟、叹惋、振奋的咏叹调。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鲜活的人物采访相互印证，吸收了被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在客观的叙述中渗透着深入的思考。比如关于藏经洞文献流失，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义的谴责多，客观理性的史实还原少。《念念敦煌》抽丝剥茧，详细梳理归纳了王圆箓贱卖敦煌遗书的三大原因：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比较客观地还原了百年前发生的那悲剧性一幕，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史实。读此章，我最大的感受是莫高窟的命运就是中华文化辉煌、式微、复兴的缩影，这也是作者带给我们的最重要思考。
《念念敦煌》的第三部分，是献给“最可爱的莫高人”的赞美诗。这些最可爱的莫高人，是几代人，是一群人，又是最具个性而又鲜活的一个人。他们升华了一种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标签。这些莫高人，有我们熟知的莫高先驱常书鸿，开拓者段文杰，“时代楷模”樊锦诗；也有我熟悉的赵声良、苏伯民，还有我曾作为编辑为其出版《敦煌飞天》的范兴儒等。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将他们的坚毅、执着、使命意识谱写出来，成为敦煌魅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令人敬佩不已。李云鹤，一个高中未毕业的山东小伙，1956年来到敦煌，从此扎根于斯，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只干着一件事：修复伤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技艺炉火纯青，最终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一代宗师”。因为心在莫高，他没有因追名逐利华丽转身成为艺术家，而是守着千年洞窟，用一生成为一名“传世匠人”。李云鹤的故事让我想起《读者》刊登过的作家周涛的一篇文章：《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而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哪怕是一段时间内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也就够了！
《念念敦煌》是新闻工作者献给莫高窟的一瓣心香，是一曲高扬着主旋律的“敦煌组歌”。一念，是敦煌；再念，还是敦煌。愿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的“敦煌人”。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董事 富康年）